十九世纪六十年代，外侮日益严重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已开始清醒的官僚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，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，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，以“自强”、“求富”，从而掀起了史称的“洋务运动”。创办在马尾的船政——近代中国最先建立的国防企业之一，正是这一背景下的重要产物。
船政，即国家管理造船的机构，因创设在福建福州马尾，后来的历史学家往往在前面冠以地名，故又称福建船政、福州船政或马尾船政。船政的倡办者是闽浙总督左宗棠。
1866年(清同治五年)6月25日，左宗棠上疏朝廷，指出“自海上用兵以来，泰西各国火轮直达天津，蕃蓠竟成虚设，星驰飙举，无足当之”。他认为“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，非整顿水师不可；欲整顿水师，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”，并具体提出在“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”设厂造船。左宗棠的 建议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批准。10月，清廷在马尾设置“总理船政事务衙门”，简任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第一任钦差船政大臣。
船政的创设，其任务明确，就是制造舰船，建立中国新式海军，这首先应建设起一座大型的近代化的机器造船厂。一个历史性的重任，落在了马尾这块古老的土地上。
按西方工业发展的规律，应该先有原材料加工工业、机器制造业，以及有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在此基础上，才能建立起造船工业。恩格斯就说过：“现代军舰不但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，而且同时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”。但是，当时的中国社会，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阶段，工业基础、近代科技几乎空白，船政要在没有任何社会条件的支持下去发展中国的舰船制造事业，就必须有非常之举措。船政正是采取了非常的举措，一种独特的中国工业建设模式和非同凡响的船政现象在马尾产生了。
左宗棠设计了从国外引进技术、设备和工程人员的建厂造船蓝图，这种一揽子计划能尽快形成生产力。经过沈葆桢忠实而坚决地贯彻实行，仅用二三年时间，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大型造船厂就崛起在马江之畔，并开始了轮船制造，马尾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引进的窗口，西方的工业文明透过这个窗口，开始向中国内地折射。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，在马尾迈开了最初的步伐。
左、沈大力引进国外工程技术人员，但没有仅此为依赖，认为要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方是根本之计。遂在办厂的同时，创设了培育造船和驾驶人才的船政学堂。船政学堂在我国率先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教材和某些教育制度，此举不但为国家培育出大批科技人才，而且打破了我国千百年来以“八股文取士”的教育局面，开近代教育之先河。此外，船政还派出了中国第一批赴欧留学生，直接感受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。回国后，留学生们以他们所学、所见、所闻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，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。
近代中国民族工业，首先建立的是因外来入侵严重而“逼”出来的造船工业，“逼”的结果是，知识不足，自己翻译；没有人才，自己培养；设备短缺，自己制造；没有材料，自己生产。一切从头干起，干的结果是，许多新兴的行业从这里衍生开来，如机械制造、矿山开发、矿产冶炼、枪炮生产、电力应用、化学工业、电报通讯乃至飞机制造等等，都是从造船工业的母体中娩出，造船工业无疑是中国工业的母行业。正因这样，福建船政作为我国最先建立的造船企业，她为我国工业化社会的开拓和形成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中华民族有着刻苦耐劳、聪明智慧、勤奋勇敢、富于创造性的优良传统，这一美德在船政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再次得以验证。船政造船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，迅速掌握了近代的造船本领，从1869年建造成功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木质兵船“万年清”号，到1889年制成中国第一艘钢质军舰“平远”号，仅以20年时间，就实现了从造木壳船到造钢壳军舰的技术进步，再一次充分显示了我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非凡能力。
船政的创办，以“御侮”为首要目的，带有鲜明的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色彩。因此，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是船政突出的精神现象。创办者左宗棠、沈葆桢爱国意识强烈，以为国图强，固我国防为己任。船政培育的许寿山、陈英、邓世昌、刘步蟾、严复、魏瀚、詹天佑、林祥谦、巴玉藻等，都是铁骨铮铮的爱国主义者。船政无论从创办初期聘用洋人就坚持“权自我操”，或是1874年组建海军舰队坚决挫败日本侵台图谋，又或是在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中，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奋勇抗敌，慷慨捐躯，无不闪烁着耀眼的爱国主义光芒。
船政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篇章，以上所列举的船政现象，仅从几个方面表述了她的历史功绩和作用。但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船政的艰苦创业，为国图强；崇尚科学，勇于变革；砺志进取，精益求精；博采众长，科教创新；反对侵略，忠心报国精神，构成了一道道壮观的历史文化风景线，这就是船政文化。探索船政文化，弘扬船政精神，不仅是对船政先辈们的缅怀，更应该作用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伟大事业。